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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报道认为，ofo后来激进的扩张战略是在资本的压力下采取的。但是，如果考虑到戴威的极端自尊和独立性，我们其实更有理由认为，这个战略更多应该来自于其本人的意愿。事实上，戴威曾和程维交情颇深，因此受到滴滴成功的感召、希望做滴滴第二也不奇怪。然而，后来的事实已经证明，ofo并没有滴滴那样的幸运。烧钱扩张虽然一度让其占据大量市场，但是它却没有能力像滴滴那样成功守住这个位置。原因何在呢？其实就在于ofo并没有搞明白自己的商业模式，并据此选择对应的发展策略。

自2012年上任以来，金墉一直在思考世行转型的问题，并在内部进行了大范围改革，令世行从传统业务向更偏重应对紧急性突发事件的方向，比如应对埃博拉病毒等，还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表现积极。不过，这也曾令他成为了世行内部极具争议性的角色，甚至在2016年连任前夕被世行员工协会集体抗议。

因此，当时在原定计划的几位候选人均落空的情况下，时任达特茅斯学院校长、履历丰富却与经济、金融鲜有交集的金墉被赋予重任，也曾引发各种议论。但是，舆论还是普遍认为，选择金墉应该是当时奥巴马政府打出的一张好牌，在此前的11任世行行长中，有7位银行家、3位国防部系统官员和1位国会议员。而奥巴马政府通过力推有的亚裔的金墉，一方面示好新兴经济体，一方面有惊无险地捍卫了“世袭制”。

自1980年以来美联储有四个时期将利率长期维持在相对较高水平，期间股票往往表现较好，但在接近每个时期的结束或开始时走势会比较复杂，技术泡沫影响了一些观察结果。法国外贸银行市场目前预计利率下一步可能下降，美联储可能会在其投资组合规模达到3.50万亿美元时（目前为3.79万亿美元）停止缩表。美联储并未证实这些预期，市场可能会出现新一轮动荡。

滴滴（或者更确切说，是补贴大战时的滴滴）采用的，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平台模式。当时，滴滴并不自己运营车辆，而主要扮演一个交易撮合者的角色，其收入也主要是通过撮合交易来收取的。对于平台而言，“跨边网络外部性”是一个重要的特征。在网约车平台的例子中：乘客会更偏好车辆更多的平台，而司机则偏好有更多乘客的平台。当存在着“跨边网络外部性”时，平台通过补贴，就可以撬动一方，从而产生“滚雪球”的效应——补贴带来更多的乘客、更多的乘客吸引更多的司机、更多的司机又吸引更多的乘客……如此往复，“烧钱”进行的补贴就可以让平台迅速占领市场。

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：当时公司的CTO钱晨建议罗永浩使用虚拟按键（实际上当时主流手机全都是在用虚拟按键），而罗永浩为了追求他的“情怀”，执意要实体按键：锤子T1的正面是由玻璃做成的，要用实体键，则要在玻璃上开一条细长的孔。在玻璃上穿孔，导致碎裂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，这就直接导致了良品率的降低。